皮耶尔保罗·巴维里（Pierpaolo Barbieri）：“绿斗篷”（Greenmantle）咨询公司执行理事，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和伯格鲁恩治理研究所特别顾问。
序章 地下的尸骨（节选）
“西班牙与众不同”， 20 世纪 60 年代，这样的广告出现在世界各地。这些广告是为了给一个闭关自守的专制国家吸引游客，也引来了一些渴望地中海艳阳的富裕游客。当时，西班牙被欧洲邻国排斥，但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美国国务院更关心阻止一场“红色瘟疫”降临西欧，而不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大元帅复古的专制统治。
如今的西班牙，的确不一样了。以任何可量化的标准来看，西班牙都是 20 世纪晚期罕见的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从繁荣到萧条的房地产业大波动（因欧元区债务危机而恶化），但这也难掩它的光辉。在佛朗哥于 1975 年去世后，西班牙经历了一场相对顺利的民主转型，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率降低，民族领土收复主义诉求逐渐减弱，无缝融入欧洲，更不用说恢复了在“伊比利亚美洲世界”的文化领先地位了。今天的西班牙拥有一些全球运营最佳的公司，以及繁荣的西班牙语出版业，而西班牙语是全世界第二大被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尽管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经济衰退，承受着令人痛苦的高失业率，但西班牙政坛并未出现成功的反欧洲政党，这与一些邻国形成了强烈反差。即使那些梦想在加泰罗尼亚实现地区自决或独立的人，以及梦想巴斯克独立建国的人，都支持一体化的欧洲。
但是，除了成功转型为一个融入全球的现代国家之外，西班牙还有一些别的故事。久远的战争、针锋相对的不同记忆、讳于讨论的罪行，不断重新浮现，搅扰着西班牙新获得的宁静。不夸张地说，在荒凉的伊比利亚大地之下，埋藏着一些未被彻底遗忘的尸骨。人们在尸骨之上创建的社会虽已成功，但是，尸骨还是会在一些最预想不到的角落，悄悄地爬出地面。尸骨就像尼采所述的“永恒轮回”，不断地重现在法庭上，在政治中，在文化里。这些尸骨尽管一直被噤声，但并不沉默。
西班牙内战发生在 75 年前。然而围绕着有关这场战争的记忆，人们依然在激烈交锋。战争记忆在法律上受到质疑，在文化上受人关注，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场战争的回声，至今依然在西班牙国内外回响。但是，佛朗哥究竟如何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一个分裂的国家之上，关于这个故事，仍有一些关键部分深埋于地底，就像在他制造的大屠杀中受害者的尸骨一样。外国的干预是埋藏最深的部分之一，在干预中，德国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军队、技术和给养来到了西班牙，助佛朗哥一臂之力。本书意在揭示一场在西班牙土地上创建非正式纳粹帝国的工程，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并阐明其经济运作框架。我所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创建的“影子帝国”，与他后来试图创建的正式帝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时德国与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派的关系，截然不同于国民军派与其另一个主要后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但佛朗哥比这两个支持他的法西斯分子要活得长得多。在他们覆灭后，佛朗哥机敏地“忘记”了所有欠他们的债，并抹去了这些债曾对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即在未来德国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中扮演特定的角色。
严格而言，这不是一本关于西班牙的书。本书讲述的是动荡不安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与战争，这必然是超越国家边界的。尽管我着重讲述西班牙、德国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也会作为重要角色被论及，从战场、会议室到银行。只有在“大萧条”时期国际体系失灵的背景下，纳粹德国才能以本书所述的方式，试图从西班牙内战中获益。关于该时期柏林的国内国际政策重点，以及希特勒政权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信条，目前学术界已有的观点都与纳粹在西班牙实施的帝国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因此本书的研究将揭示在纳粹时代的柏林，纳粹高层关键人物之间的分歧。当前的历史学文献通常描述德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大战，在这类描述中，许多关键人物被忽略了。
本书将以一场更早的政权倾覆——西班牙的倾覆为开端。第一章《两个西班牙》，追溯了内战期间相互冲突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起源。 1931 年波旁王朝覆灭时，西班牙似乎将创建起稳固的全民民主，但民主制度导致了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在似乎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之间，两种截然对立的国家构想浮现出来：一个是自由主义、共和制、无宗教特性的西班牙，另一个是保守主义、君主制、天主教的西班牙。但是当时西班牙太穷了，在财力上承受不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冲突。无论是共和派还是国民军派，若没有外来支持，都无法获胜。他们需要武器、给养、硬通货。尽管当时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大萧条”，但他们都找到了支持。西班牙成为“二战”之前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公开开战的唯一国家。 1936 — 1939 年，西班牙成为欧洲流血的伤口。
早在枪声响起之前，西班牙内战就已经是国际性事件了。正是纳粹德国“秃鹰军团”最先进的“容克”轰炸机、“海因克尔”轰炸机，加上意大利的空中支持，造成了格尔尼卡的惨景，此事因后来毕加索的油画而永载史册。守卫马德里的共产主义者使用美制武器反击佛朗哥的“外籍军团”，这些武器购自各国，包括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当时全球化四分五裂，西班牙人却目睹了本国暴力冲突的国际化。外来干预对国民军派有利。他们是战争的发动者，最初处于明显劣势。但各大国首都做出的外交决策逆转了共和派的优势，也削弱了共和派政府。第二章同时分析巴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罗马、柏林的内部政治与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变化，以此解读各大国的外交决策。以分布在三大洲档案馆里的六种语言的史料为基础，我们现在能重现的不只是战略结果，还包括当年影响决策的新闻报道、流言蜚语、外交电文、抢夺盟友的争斗，以及不同人物的个人倾向。讲述到该章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决定西班牙内战最终结果的各大国决策，是在一个关键日子的 24 小时里做出的，即 1936 年 7 月 25 日。
但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到底想从西班牙得到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是本书的核心目的。尽管纳粹的经济与外交政策目前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学界的重新评估，但关于西班牙内战所受外部干预的历史记述，目前基本上仍没有变化，尤其是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德国纳粹在西班牙的计划展开后不久，就发生了大幅度变化，变得更加务实，也变得更有野心，远远比同样干预西班牙的盟友——意大利法西斯的野心大得多。 1936 年，时值纳粹在德国夺权三年之后，“二战”爆发三年之前，第三帝国的首次对外军事冒险变成了一次创建非正式帝国的演练。这绝不是我们通常提到纳粹德国时所说的那种帝国主义。事实上，纳粹在西班牙的计划，是争夺经济霸权这一构想的一部分。后来，当希特勒逐渐滑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当这场战争最终在波兰边界触发时，这个构想才在柏林被边缘化。
这个以经济为主轴的对外扩张构想最主要的设计师也许是亚尔马·沙赫特。他个人的沉浮与德国的崛起相映成趣。第三章将回顾他的发展历程，同时大致描述在纳粹崛起之前的十年里，驱动德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争论。自俾斯麦失势以来，两个首要且相互关联的考虑，决定了德国的欧洲大陆政策：一个是对被包围的恐惧，这既关乎地缘战略也关乎经济；另一个考虑主要是，在俾斯麦这个战略大师下台之后，如何维持他构建的微妙的欧洲均势，这个问题后来被年轻的亨利·基辛格总结为“不可追及的伟大”。到沙赫特成为魏玛共和国的货币政策委员时，德国 19 世纪获得的伟大胜利——普鲁士的工业化和国家统一，在 20 世纪初的大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与魏玛共和国的恶性通胀面前，已经黯然失色。沙赫特出任德国央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行长后，放弃了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反动的民族主义。他的经济历史学派思想（以这门新兴学科的所谓德国历史传统为基础）促使他做出了这一根本性改变。当全球化四分五裂时，沙赫特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很快，整个德国也投向了希特勒。
沙赫特的个人崛起与职业升迁，反映了“大萧条”期间经济学家之间的政策争论。这位央行行长蔑视大部分经济学家，视他们为“党棍”，并相信自己能“通过纳粹治理经济”。他的目标是重塑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经济方面支持希特勒的重整军备计划，而该计划是德国随后发生的“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可否称为奇迹至今仍有争议）。这是第四章的主题。沙赫特通过德意志帝国银行掌控货币政策，并因常年代理帝国经济部而有权干预经济组织，从而在纳粹德国掌握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大权。他不是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唯一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但他是当时权势最大、最成功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我将说明，这位希特勒的“经济独裁者”如何设计了一套经济计划，该计划后来为德国在西班牙构建非正式帝国提供了条件。有意思的是，该计划的执行者是一些他不信任的人。
沙赫特精心打理德国庞大的外债，重塑了德国的产业组织，并依照新重商主义的传统，使德国的外贸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因英国无力维持、美国不愿维持，自由主义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崩溃，这给了沙赫特空前的运作空间。他努力将德国的对外贸易转向较不发达国家，在这些贸易关系中，德国可以凭借自身国力改变贸易条件。借鉴大英帝国的经验，这位纳粹德国的“经济独裁者”试图创建一个“经济帝国”，以弥补德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很多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认为这些缺陷是《凡尔赛和约》导致的。借此，沙赫特制定了一套民族主义经济战略，这套战略不仅使纳粹干预西班牙成为可能，而且使这场干预有利可图。
希特勒援助佛朗哥打内战，最初是一个“瓦格纳式”的决策，而纳粹很快就超越了这种战略理性。第五章将梳理其具体过程。纳粹政权很快开始从西班牙内战造成的混乱以及佛朗哥对纳粹的绝对依赖中寻求经济收益。罗马和柏林的法西斯提供的支持，使佛朗哥成为国民军派的首要将领。当时在沙赫特的资金支持下，德国军备生产兴盛。为了战胜对手，佛朗哥需要德制军火，但德国只在最初的短时期里免费提供。最终，纳粹对西班牙的干预变得更关乎资源，而非意识形态。从 1936 年 9 月开始，德国干预的动机就变成了经济上的，一直到西班牙内战结束。这不是说战略动机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不重要，而是因为西班牙的自然资源和相对发展阶段恰好符合沙赫特经济计划的要求。第七章将深入梳理“沙赫特经济学”如何主宰了德国的西班牙政策，这是其他历史学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的。类似的情况不久后也在东欧和巴尔干诸国发生，历史学家对这些案例的研究要多得多。然而，纳粹的西班牙计划远比它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尝试更野心勃勃。这个非正式帝国用政治力量主导贸易：纳粹德国把“斯巴达化”的本土生产的产品运往西班牙，换取原材料来发展其有短板的国内产业，整个过程不需要浪费宝贵的外汇。这个交易过程是在纳粹国家机器的全面支持下，通过垄断企业完成的。以这样的方式，仅在两年时间里，且在西班牙内战的混乱状态下，德国就取代了英法两国几百年的地位，成为西班牙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截至 1937 年年中，德国经济的主导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沙赫特经济学”。在那之后，沙赫特的主要政策模式与经济构架依然大多延续了下来。然而在柏林的权力圈子里，这位央行行长曾无比鄙夷的“党棍”通过政治手腕排挤了他。尽管对西班牙的干预仍以“沙赫特经济学”为指导，但沙赫特的对手赫尔曼·戈林变成了执行人。希特勒也转而采取其他经济决策，这些决策使德国更濒临一场世界大战。第六章将详述这些决策。沙赫特离开决策层，是纳粹政权内部发生重要思想转变的一部分。这一转变放弃了基于“全球政治”传统建设非正式帝国的构想，把“生存空间”理论捧上了神坛。
替代沙赫特的人以种族主义伪科学为基础，动用武力向东方开拓“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希特勒花费的军备开支远远超过了沙赫特设定的目标。在此之前，德国经济已经过度依赖军备生产来实现增长和充分就业，在此情况下，大笔军备开支导致了一场危机。与沙赫特在柏林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西班牙推崇的帝国构建战略却很有效。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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